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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中外大众传播学的区别

编辑:admin  时间:2016-11-20 15:25  字号:
  西方学者运用新闻学、宣传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、观点和方法,对信息传播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,形成了传播学理论体系,大众传播学是主要内容之一。其中如拉斯韦尔的“5W模式“、卢因的“把关人”概念、沃尔特·李普曼的议程设置思想、拉扎斯菲尔德的“两级传播”和“舆论领袖”的观点、罗伯特· 霍金斯等的“媒介社会责任”、伊丽莎白·诺埃勒-诺依曼的“沉默的螺旋”假说等,揭示了大众传播的一些规律。
 
  传播学发源于美国,传入我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。中国学者借鉴和运用传播学,研究中国大众传播现象,比如,“三个舆论场”的相互联系、相互区别、相互作用;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加速融合、深度融合;网络传播多源发布、多样表达、多种互动等等,取得了许多进展和成果。
 
  研究和借鉴,是为了做好自己的事情,把人心凝聚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、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和“中国梦”的大局上来,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,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文化需求。而不是照抄照搬,用一把尺子衡量,甚至否定中国新闻实践和成功经验。因此,不仅要研究大众传播学一般规律,更应当明了中国大众传播的特殊性,从分析不同入手,搞清楚中外媒介的本质区别。这是个前提,关系到新闻媒介和编辑记者的基本观念。
 
  一、中国与美国的不同
 
  大众传播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,产生于不同社会,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、政治制度、经济模式、文化传统等的制约。在这些方面,中西方有着很大甚至本质的不同。大致比较一下,就会发现,今天美国与中国的情况,是“两股道上跑的车”。
 
  (一)基本国情不同
 
  主要是生产力水平的差距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,人口只占世界的5%,却消耗着世界近一半的资源,水、电、石油、纸张、塑料等各个大项,都居世界第一位。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学者戴夫·蒂尔福德说,一个出生在美国的人一生制造的垃圾对生态的破坏力度是巴西人的13倍。平均每个美国人消耗的资源等于35个印度人的总和,其一生消费的物品和服务,相当于中国人的53倍。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,2011年成为第二大经济体,2014年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,但中国有13亿人,人口是美国的4倍,人均6500美元,只是世界人均的五分之一,比美国人均56000美元差很远,居于世界60多位。同是大国,美国面临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世界老大地位的挑战,中国面临深化改革和和平崛起的难题。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,中国总体经济规模将在10年之内超过美国,如按实际购买力水平,2014年已超过美国。中国2014年政府净资产是35万亿,国企80万亿,居民263万亿。2010年美国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水平是7.773万美元,与中国今天差不多。但中国越发展,难度越大、险滩越多,越会引起“老大”的不安。2013年,奥巴马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力邀23国参与围堵中国时这样说:“中国有13亿人,他们越崛起,我们就会越没饭吃,因为地球资源供给是有上限的。所以为了我们能继续过现在的生活,就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。”这是西方政客的心理。总体实力决定格局,这是国与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博弈的基点。
 
  (二)政治制度不同
 
  主要是代表谁的利益。美国是资本主义,实行竞选制,两党制,背后实际上是大财团操控。在美国财富权左右行政权的程度很深。中国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,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。共产党不代表某一集团,实际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。全面实现小康和中国梦,是中国大众的最大公约数和各阶层的共同愿望。在权与法上,强调依法治国,遏制党比法大,党的领导体现在制定法律时的“法上”、实施法律时的“法下”和全过程中的“法中”,对权力实行人大、政协、司法、舆论、党内、群众各种的监督。党内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选贤任能、民主集中、自我更新机制,确保能集中各界精英和选出最优秀的领导集体;强调从严治党,遏制财富权控制行政权,预防和惩治腐败。在中国,财富权要左右行政权和司法权,除了经过人大、政协和行政机构,没有其他合法路径。有统计说中国身家(总资产)超5亿富人达1.7万人,总资产约31万亿,约为2014年GDP63.65万亿元的一半。但所谓富豪们,对政 府决策的影响力有限。今年两会上,一位企业界政协委员在大会发言中涉嫌为自己企业、为自己持股所涉主业做广告,马上引起舆论批 评。按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的话说,20个最富的人可以左右白宫,最富有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央政治局。政治制度是西方国家 攻击我们的一个焦点。
 
  (三)经济模式不同
 
  主要是怎样追求效益。美国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,以“市场万能”为动力之源,推崇“新自由主义”和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,分配以非劳动收入为主。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市场手段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,公有制为基础,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。国有大中型企业控制经济命脉,扶持非公有企业发展。分配上多种方式并存。中国正在实施“互联网+”计划互联网经过营销化,到渠道化,再到产品化,到现在运营互联网化,深刻改变了经济格局和产业版图,某些方面已超过美国。经济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和平衡。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人的效能,但也损害了公平,中国当前面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保持效能与活力,以及化解“两极分化”的问题。有方略,也有办法。“工具箱里工具很多”。经济上,中美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,但发展模式是不同的。这是大国之间博弈的又一焦点。
 
  (四)文化价值不同
 
  主要是道德标尺不一样。美国主要以民主、自由、繁荣为标签,强调“人本”。美国梦的核心是个人奋斗,实现个人价值,宣称通过个人奋斗,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对外则充当人权卫士。只要美国人认为危害了它的利益,它就说“安全大于主权”“人权大于主权”,就可以把主权国家的政权搞垮甚至派兵把总统干掉。中国文化强调“民本”,以综合思维模式为基础,在哲学上崇尚和谐,在伦理上主张正义,在价值观上注重群体,在方法论上强调综合。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、封建主义核心价值没有继承关系,而是对后两者的否定。核心价值观24个字,包含国家、 社会、个人三个层面,每个层面第一个词分别是富强、和谐、爱国;“中 国梦”的涵义指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、人民幸福,落脚点是“人民幸福”。都注重集合概念,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。中国重视扶贫济弱,我国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,过去几年脱贫的人数已占世界总数的80%,贡献率很高。对外则注重共同发展,如“一带一路”、“亚投行”、“命运共同体”等。在文化价值上,西方媒体总有优越感,指责我们不民主、不自由,社会会动乱,经济会崩溃。但是多年以来,他们对中国有利的预测都成了现实,坏的总不能实现。除了别有用心,主要源自西方一些人的“道德优越”及“媒介眼光”。文化冲突是大国博弈的第三个焦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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